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非法集资的界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非法集资的界定我国金融法律并不要求所有的融资活动都必须经过批准。《证券法》第10条第1款仅要求“公开发行证券，必须经过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准”。《商业银行法》第11条也仅仅规定“未经国务院银行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等商业银行业务”。甚至作为非法集资最主要罪名的“吸收存款罪”，也规定的是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罪。因此，公开、公众就成为界定非法集资活动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但对于公开性的界定，我国立法和司法机关都一直采取了一种让人误导的表述，以“特定”或者“不特定对象”作为是否涉及公众的核心界定要素。《解释》仍然沿用了这一标准，在第1条第1款规定“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作为认定非法集资的条件。不过也许是考虑到这一标准的模糊性，该条还增加了另一项必要条件，即“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这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下面分别讨论。第一个问题是：以宣传方式作为界定非法集资的必要条件，缩小了非法集资的范围。以公开宣传手段开展非法集资活动，无疑涉及到了社会公众。但反过来推导，认为非法集资的公开性就一定具备公开宣传方式，则并不成立。实践中，固然有很多采用各种公开宣传手段的非法集资活动，但也有很多在地下通过熟人口口相传的集资安排，后者如各类非法传销活动。实际上，在最近热议的浙江东阳吴英案中，被告人吴英以集资诈骗罪被一审判处死刑，但一审法院认定吴英所直接集资的对象不过11人，吴英也并没有采取公开宣传的方式去集资，而是以这11人作为“集资管道”。[39]公开宣传只是认定非法集资公开性的一种辅助手段或者充分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有之，则必具有公开性，无之，则未必具有公开性。这一点在《证券法》第10条对证券公开发行的界定中表现的特别明显。该条第2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公开发行：(一)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证券的;(二)向特定对象发行证券累计超过二百人的;……”同时，该条第3款又规定：“非公开发行证券，不得采用广告、公开劝诱和变相公开方式”。可见，《证券法》在界定公开发行时，并未将宣传方式作为必要条件，而是作为并列的补充条件。非法集资在中国社会中一直都有，花样百出、层出不穷，让人防不胜防。而且这种活动还特别具有杀熟的特点，一般都是亲人朋友之间传播，导致警惕性降低，从而这个现象屡禁不止。更多时候都是抓住了老百姓贪便宜的心理，尤其是一些中老年人，很容易被现场氛围所带动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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